 若干年前，因为一阵春风，给了很多跨国企业进入中国、进而影响中国的机会；也是因为那一阵春风，让很多民族企业在成长起来后，开始筹谋并尝试着一个类似的动作，只是方向是相反的——走出国门，影响世界。
当这个时代来临的时候，对于海归这一特殊的群体，既是机遇，同时也是考验与挑战。 王辉耀，尽己所能，试图破译中国企业国际化密码。 他的每一份经历都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当年最拉风的事情，他一样都没有落下，出国潮、海归潮、创业潮，现在他又投身公益潮。 这位“潮流”人士在今天前赴后继的国际化浪潮中，认为“这是一个产生国际人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国际人的时代”。于是，他把自己定位成海归和国际人的代言：“海归现在进入最多的还是外企，我们应该吸引更多的海归到国企、民企、政府和公共事务中去”。 “中国企业要走出去，怎么可能不用他们？” 他进过国内政府核心机关,留过学,在知名跨国公司担任过要职,曾作为加拿大外交官中第一位华人,作为海归,在回国潮中他下海创业。现在，他说，赚钱的事自己已经做过了，所以，他想做更有影响力的事情。于是，他成为海归圈子里最大的社团组织——欧美同学会重要的组织者和创办者，任欧美同学会商会创始会长和2005委员会创始理事长。 世界是平的。王辉耀用自己的语言演绎这句流行语：农民都进城了，所以中国人也应该满世界跑，“中国正在从一个需要螺丝钉的专才时代，转向一个需要更多能驾驭整个机器和管理通才的时代。知识化、国际化、通才化、年轻化将是今后中国经济社会人才的主流。” 他的每一分经历都离不开出色的沟通能力。 像王辉耀这样频繁地接触中西方项目合作的企业家，他在不同的文化中长袖善舞、游刃有余，1994年，他陪同加拿大总理克雷第安首次访华，促使加拿大政府破冰成为西方各国支持三峡工程的第一国，1995年，他在加拿大参与接待李鹏总理访加，在全世界最大的三峡项目上签订了第一个国际工程管理合同；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在跨国企业的职场中平步青云，一路绿灯；即便在外国政府的“官场”中，他也成绩斐然，曾任职加拿大驻香港领事馆首席经济商务参赞。 真的只是因为命运女神格外眷顾吗？还是天生就是一位交际高手？带着这样的疑问和对外交官经历的神秘想象，记者采访了王辉耀。 在一个下午的近距离的接触中，让记者对传说中被所有人挂在嘴边、无形无影的“沟通”、“交际”能力有了另一种解释：说服与沟通并不仅意味着中听的语言魅力，而是知己知彼，洞察对手的需求，基于可靠数据与合理分析基础上的结论，基于目标明确的实力积累。从王辉耀以下一段关于海归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严谨的风格：“前一阵人们说海归变成了“海待”，但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人才过剩的地步，中国大学生才占总人口的5%，而欧美是接近50%。根据麦肯锡的报告，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需要10万熟悉国际运作的人才，而现在这样的人才只有5000人，主要问题是人才使用的结构不合理和大批的海归还在海外。” 王辉耀不仅是一位商界领袖，也是一位学者。在繁忙工作之余，他还先后出版了14本书，包括《新华商之路》，《MBA通才之道》，《海归时代》，《创业中国》，《当代中国海归》和《缤纷海归》等著作，是一个人生效率极高的人。 王辉耀，经历过政府官员、海外留学、跨国工作和外交官生涯，后来海归创业，乃至现在的社会企业家，他的每一次转型，都在收获人生经历的财富。而今，他更愿意用自己的阅历和视野与更多的人分享他对未来主流的预见。 王辉耀讲述 当今社会强调国际化沟通。首先，我认为需要用开放的心态，对不同的种族、民族采取包容的态度。 1988年，我进入加拿大最大的项目管理咨询公司SNC—Lavalin公司，从助理经理做起，离开时已经晋升为国际市场董事经理。在国外的跨国公司工作，我适应了异国文化，并获得公司和同事的认可，获得比较高的职位。跨文化的沟通不是谁与生俱来的，需要后天的学习和调整。 工作中沟通是多方面的，包括书面的沟通和会议上的沟通。这几种类型的沟通在跨国公司中很常用。所以，在跨国公司工作，需要比较强的写作能力，能写出漂亮的报告；有会议驾驭能力，能进行会议介绍、具备一定的演讲能力。 我会学习很多国家的文化，世界文化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们交谈涉及的话题很广，聊美国的企业文化，谈比尔·盖茨、巴菲特、杨致远，聊硅谷，体育、艺术、时尚的话题也涉猎。了解更多的文化，会更容易和人沟通。在美国，我和人聊NBA,在中国我和人聊餐饮，在英国和人谈莎士比亚，在加拿大谈著名魁北克歌手塞琳·席翁。不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让很多人只能和本国人交流。我找大家一致的、共同的话题和人聊。非正式的场合的沟通也很重要，比如中午会餐。 现在的时代越来越国际化，更容易打破文化的差异。 正视差异 在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进驻中国的时候，中西企业文化的差异引起了人力资源管理者的关注和中外管理者的兴趣。从我自己经历过的跨国企业文化来说，中西企业文化存在重要的差异。 中外企业的价值观差异很大。比方说，欧美企业讲效率、讲规章制度、重视创新、重视团队。中国的企业则强调服从、和谐。中国人不太重视沟通，现代社会需要协调，需要团队。 举个例子，在国外的企业中，同事有不同的意见会表达出来，因为西方企业强调负责制，即使下属有不同意见，总有一个人拍板负责；而在国内的企业，可能有不同意见，人不会直接说。东方企业强调一致，如果这件事有一个人不同意，可能就做不了。但是取得一致意见后，执行起来会很快。 从MBA教学的开始，国外就鼓励学生标新立异，鼓励人发出不同的声音，忌讳人云亦云。读MBA一半的分数要看课堂发言。在国外，创造性会得到鼓励，制度上对发明采取有保护措施，知识产权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形成创新的文化氛围，国外的企业鼓励创新。而在中国的企业的会议上，很少有员工站起来说：“经理，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文化融合 我刚才提到，欧美企业强调团队精神。从我的案例来说，国外企业从面试的时候就开始考虑fit culture(文化融合)问题。尤其对于高管，更是如此。 我应聘的时候，光面试就用了一整天的时间，从早到晚都在见人。早上见人事部副总裁，中午和国际部总裁吃饭，下午再见一位业务部门的副总裁。他们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沟通，让现有的团队成员大致了解你的性格，判断你能不能融入该企业的文化和团队。 协作能力的培训是国外MBA学习训练的重要内容之一。比如说，研究案例的时候，上百个案例分成不同的小组讨论，每个小组作报告，大家协商，发挥各自的优势，进行演练。团队里的不同成员按照各自特长承担各自的工作，有的负责营销报告，有负责财务的。通过各种模拟演练，让每个成员意识到，我一个人落下了，会影响其他人，影响团队的成绩。 勇敢展示价值 跨国企业文化和国内企业是不同的。此前我应聘跨国企业职位的时候，我要做得第一件事是让面试官确信我能为公司带来价值。 中国企业习惯看重员工老实听话、做事规规矩矩，“枪打出头鸟”，言多必失，而在国外的企业里，如果你不讲话，可能有人会以为你没有水平，于是需要人主动、积极，甚至滔滔不绝。 在读MBA和博士研究生的暑期间，我尽量找机会去公司实习，我写信给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高级副总裁，在信中，我很明确地提到，如果给我机会，我可以帮助公司做中国市场的调研，做竞争对手的分析。副总裁觉得这封信很有意思，他把这封信转给了人力资源部门。我也因此得到了面试的机会，并在那里实习。所以去跨国公司应聘，尽可以明确地让公司知道，你能为公司做些什么。 其次，面谈的时候，要尽可能多地给对方信息。 我后来的一次应聘，那时我已经对这个行业很熟。我知道这家公司当时正在做什么，知道他们在香港港口有项目，我就告诉他们，我可能为他们做什么：我能够提高公司项目的成功率。我会谈到，公司到香港做项目需要注意什么，我能提供什么样的建议，我可以改进沟通效率，提高中标率。 所以说，应聘的成功主要取决于积累，有意识地多积累工作经验。 事先要多了解公司，知己知彼，知道公司目前的运营情况如何，可以提出哪些建议，面试的公司通常会喜欢应聘者提出改进意见。我会用一些内部术语、业内的行话，比如什么BOT什么。这样，人家就感觉你很内行。面试成功的因素除了化学反应外，还包括应聘者的态度、气质、举止，这些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改进。 海归暂时的无奈 对于有过跨国公司工作管理经验的海归来说，他们适应国内人情世故的过程，被人称为海龟变土龟。其实，我不赞成海龟变土龟，或者土龟变海龟的提法。西方的企业有几百年的历史，中国的企业要向人学习。比如说治理结构、股权结构、企业管理等。中国的企业不一定看重团队，而是看重发明、技术。风险投资最看重团队，尤其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通常拥有完整的团队。 以前，中国企业里来自港台的经理人比较多。中国企业需要更多聘用在西方企业工作过的人才。国内企业CEO有几个是跨国公司转过来的？有个把高管从跨国企业过来，可是用的时间也不长，就走了。 我现在知道的是毕博的黄辉加入均瑶，刘永好的助理是海归。国内现在已经有一大批的国际经理人，有很多的国际经理人他们很想到中国的企业工作，但是没有人找他们。民营企业、国资企业可以考虑更多地聘用这些有西方企业工作经验的人才，大量引进有跨国公司经验的人才。中国企业要走出去，怎么能不用他们？ 不是所有人都想在跨国企业打工，有一位著名跨国企业的高管，他很想去一家民营企业，自己积累了很多国际化经验，但是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从原来的跨国企业出来后，等了半年后，很无奈地被另外一家跨国公司挖走。 当然，中间可能因为企业文化的差异，导致海归空降本土企业会出现水土不服。 海归融入本土企业是需要一种土壤和文化，以前，这两种文化根本不可能融合，现在有这个条件。 比方说，联想以前的工作语言是中文，现在是英文，华为现在也开始在公司用英文作为工作语言，很多情况是在变化当中。最近，韩国新政府决定加强学校的英语教育，新政府制定了强化公共英语教育计划，此项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自2010年起各级学校所有的课程都由教师用英语讲课。韩国倡导国人讲英语，这是很大胆、革命性的措施。美国、加拿大原来不是讲英语，现在才变成讲英语的国家，经济一样在发展，并没有因为讲英语，国家性质就变了。 国内的一批企业，比如说TCL、海尔，因为最初的与外资合作在国内成就了这样一批民族企业，当我们的民族企业国际化的时候，别人成功的经验，我们可以利用，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中国企业为什么不可以像外资企业走进来时一样也和采用合营方式？中国改革开放，海外华人引进了70%的外资，中国企业走出去，海外华人力量利用了多少？ 做抬头看路的人 现在，除了担任中外知名商学院的客座教授外，我同时还承担了不少社会工作，其实，我希望通过这些社会活动，力所能及地去影响和推动海归们成为中国这个大舞台的主要力量之一。 扁平的世界是什么概念？我在努力宣扬我的国际化观点，强调包括中国企业在内所需要的国际视野，不断宣扬、推动这些工作。地球是平的，国内企业需要创新，需要走向世界。中国需要有国际化经验、国际型的人才，中国就缺这些人才。 有人埋头拉车，也需要有人抬头看路。政府、企业、社团将是主要的三种力量，现在社会很需要软文化、人文的东西，所以我去大学当教授，出书，做一些有影响力的事情，做公益的事情。即使是比尔·盖茨挣完了钱还不是也要把时间拿出来做公益，呼吁公益。 当欧美同学会成为海归精英向政府建言的平台和中国国际化的桥梁时，事实证明，这批人可以被组织起来。我现在的重心已经从公司转到了公益。人生有几个阶段，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事。赚钱的事，90年代就做过了。90年代，我们很重视物质基础设施的建设，现在应该把重心放在文化、软环境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农民工进城了，中国人也应该满世界跑。以前没有这样的条件。我刚出国的时候，震撼很大，感觉刚从沙漠出来看到海外书店里有琳琅满目的书。现在我的心态已经趋于平静。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的时候，中西差距也在变小。 《走向共和》里，清朝的官员半年才走了欧美几个国家，现在的互联网已经实现了信息的同步。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的时代结束了。这是一个产生国际人的时代。 1982年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入国家经贸部工作的77级大学生 1984年争取到全额奖学金赴加拿大攻读MBA 1990年成为加拿大第一位出生于中国大陆的华裔外交官,任加拿大驻香港领事馆负责香港及中国大陆事务的首席经济商务参赞 1993年应邀担任了全世界最大项目管理咨询公司之一Agra-AMEC国际公司负责亚太地区业务的副总裁 1996年创建亚加国际公司和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 1999年创建了中国项目网 2002年被评为首届归国“中华海归十大创业人物”之一 2002年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 2003年创办欧美同学会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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